救治思考 “网瘾”孩子不是试验品
11月9日，我国首部《网络成瘾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玩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标准》背后扮演“主角”的网络成瘾医学科主任陶然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褒贬不一。
当下，社会上关于网瘾的诸种救治方式尚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学术界关于网瘾的定位仍在喋喋不休的争吵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准》的出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对这个新命题开始进行一番严肃审视。
这时，“监管”这个词被再一次提上议程，因为只有管理到位，救治形式中的遗缺才能得以补全，才能找出更安全稳妥的救治渠道，只有监督得力，学术界中的争议才能求同存异，真正总结出科学有效的办法来。
所有的道理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孩子不是试验品。
对《标准》的大讨论
“太霸道，不符合科学” 这是山东网康培训基地主任翟振杰从网上看到《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后说的第一句话。
“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很阳光,只是一时贪玩罢了,不能简单把他们当成精神病人看待。”山东网康培训基地主任翟振杰称，尽管在网康基地治疗的网瘾者中,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精神病的症状,“可那只是一种感情行为失调,就如自闭但不是自闭症,网瘾会出现趋向精神病现象,但并不等同于精神病，不能简单地把网瘾与精神病画等号。”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杨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震惊，认为《标准》的严重后果在于把孩子逼上了绝路，给孩子背上一个疾病诊断的心理包袱，只会有负面影响。“没病也要吓出病来”，发明一个新的诊断名称，给孩子戴一顶疾病的帽子，无助于改变现状，就像告诉一个抽烟的人，说他是尼古丁成瘾综合征一样，对他的戒烟并没有实际的帮助。”
“将玩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病的人，基本上可以被确定为精神病患者。”童话大王郑渊洁也公开炮轰《标准》的制定者。郑大王还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观点：精神病患者在刑事犯罪后量刑时，会从轻处罚。倘若将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不等于宣布游戏成瘾者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刑事犯罪了吗？
山西阳光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研究中心王俊敏则认为，心理学界近年来一直呼吁，不要把所有的孩子持续上网的现象都定性为网瘾，因为网瘾背后可能是孩子渴望更多的爱、可能是孩子在学校里遇到了挫折、可能是他反抗父母的一种方式，轻易判定为网瘾，不仅不利于治疗，而且可能对一些“假性网瘾”的青少年产生身心不利影响。
山西蓝天心理咨询中心石涛教授却认为，《标准》的出台，将有利于对当下心理健康咨询市场秩序的规范，使得医师在诊断中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为这些患者得到科学有效治疗提供了途径。这也是记者在此次采访中，唯一的一张赞同票。
陶然“说在前头的话”
当记者称自己是《山西青年报》记者，准备就《标准》的出台进行相关了解时，电话那头，陶然喃喃自语：山西的媒体反应真快。
陶然称，作为《标准》的参与者，他早已经料到会遭到人们的一番品头论足，“这很正常，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可以相互交流，但希望媒体能给予正确引导，因为有些话必须要先说在前头，我有必要把这个标准解释一下。” 陶然认为，尽管会有很多人否认自己属于病态，但玩游戏成瘾的人群日益庞大，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却是一个谁也无法抹掉的现实，网游成瘾者对他人的批评异常敏感甚至讳疾忌，医更是“病态心理”的突出表现，所以网络成瘾被确定为一种疾病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争议主要集中在‘网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这句话上，这里需要作两点说明。”
陶然称，这里的网瘾并非只是简单的理解为上网成瘾的人，关于网络成瘾症有着一套严格的判定标准。
陶然称判定标准包括对网络的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减少或停止上网时会出现周身不适、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间断反应；上述间断反应可通过使用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如电视、掌上游戏机等）来缓解等三个大项七个小项目。“详细的判定标准请登录我们的网站http://iad120.cn/index.asp查询。”
其次，精神病诊断范畴并不等于精神病，电话那头，陶然在谈到这里时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精神病诊断是一个医疗概念，请注意，我是从纯学术的角度上研究这个问题的，我没有说网瘾就是精神病。而且，精神病这个概念很大，并非是人们大脑中固有理解的。”
陶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在实施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它的出现是一种进步：从病理、治疗等方面对网游成瘾患者有了明确的界定。
陶然告诉记者，《标准》已经得到了专家的认可，眼下正在等待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
当下救治渠道的反思
陶然的“标准门”事件同样引起了四大流派中两大掌门人的注意。
陶宏开教授对玩游戏成瘾被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持否定意见，他仍旧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我认为网络成瘾只是心理和不良行为问题,不用吃药就可以纠正，根本就不是精神病.任何用药物对网络成瘾者进行治疗的方法,都是对他们的摧残。”
陶教授表示,《标准》并没有经过专家论证,北京的几个部委即将召开座谈会,专门对此展开讨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是应该制定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网络成瘾的成因,要知道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他认为，应该研究出网络成瘾最科学的原因,之后再来探讨预防和治疗,从而确立一个标准，这才是正确的程序。
王阳虎也表示，陶然的做法是“极不科学而又相当草率的，这对网瘾青少年是一种毁灭，太残忍了”。王阳虎称他将与陶然进行一次“华山论剑”，“必须告诉人们真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误入歧途，因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而彻底沉沦”。对于家长而言，尽管对陶然的说法一时难以接受，但仍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专家们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能真正吸引他们的眼光，这样的差异反映出了一个问题，目前社会上关于网瘾等心理健康救治渠道仍有漏洞。
眼下，我省各中小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到2010年才能全部建成，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普及性问题仍成为这项工作的最大短板，许多学生在源头上得不到最及时的发现和救治。
而高校以协会为工作平台的模式同样有着其局限———如何保证其专业性。“以生治生”如果执行不到位，很容易造成更大的悲剧。同时，石涛教授所称，社会上“鱼龙混杂”的心理健康诊治市场秩序也亟待规范，“医者父母心，这可不是小问题”。
作为医院精神卫生科等科室，其身上的“医院”标签成了一把双刃剑，专业性固然毋庸置疑，但由于观念限制，“迈进那道门槛”成了医院和患者间最大的障碍。
记者观察
政府监管
要做“药引子”
在所有的救治渠道中，政府并非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出现，有三个职能部门直接参与其中。
首先是教育部门，心理健康室进校园就是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笔，而高校社团活动严格意义讲也在教育部门的“辖区”内；其次是科技部门，山西阳光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研究中心就是经山西省科技厅审核认定的唯一一所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和心理咨询的专门机构；最后是医院所在的卫生部门，而社会上各心理诊所将分别受科技部门和卫生部门的管理。
这对三个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要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基础上，相辅相成，才能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生活气候和科学的救治环境。
而在学术之争上，政府有关部门应以一种更严谨务实的态度介入，在鼓励“百花齐放”的同时，也要给予正确引导，让学术上无谓的争辩真正落到实处，为人们带来福音。
此时，之所以对救治渠道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呼吁各流派“停火”，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为敏感又脆弱的人群。一个环节的疏忽，会让一个孩子的心灵大门永远关闭，一个试验的失败，会让一个孩子和我们越走越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曾建议，构建网络问题举报制、快速干预机制、综合处置机制和长效机制，使青少年网瘾问题有人管、有部门管，解决出了问题只是家长孤军奋战、有病乱投医的状况。
目前，国内帮助青少年摆脱网瘾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据2002年11月15日实施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对未成年人最常去的上网场所———网吧进行规范管理；一是2007年7月正式实施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网络法规的大幕也将由此拉开。
这时看来，陶然和他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倒成了推动器，在政府部门积极联动、有效监管的背后，心理健康救治渠道将更加的通畅。同时，《标准》还有可能会产生催化剂的作用，催生更多网络法规的出台，让丑陋的网瘾在阳光下遁于无形。
11月9日，我国首部《网络成瘾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玩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标准》背后扮演“主角”的网络成瘾医学科主任陶然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褒贬不一。
当下，社会上关于网瘾的诸种救治方式尚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学术界关于网瘾的定位仍在喋喋不休的争吵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准》的出台，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对这个新命题开始进行一番严肃审视。
这时，“监管”这个词被再一次提上议程，因为只有管理到位，救治形式中的遗缺才能得以补全，才能找出更安全稳妥的救治渠道，只有监督得力，学术界中的争议才能求同存异，真正总结出科学有效的办法来。
所有的道理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孩子不是试验品。
对《标准》的大讨论
“太霸道，不符合科学” 这是山东网康培训基地主任翟振杰从网上看到《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后说的第一句话。
“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很阳光,只是一时贪玩罢了,不能简单把他们当成精神病人看待。”山东网康培训基地主任翟振杰称，尽管在网康基地治疗的网瘾者中,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精神病的症状,“可那只是一种感情行为失调,就如自闭但不是自闭症,网瘾会出现趋向精神病现象,但并不等同于精神病，不能简单地把网瘾与精神病画等号。”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杨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震惊，认为《标准》的严重后果在于把孩子逼上了绝路，给孩子背上一个疾病诊断的心理包袱，只会有负面影响。“没病也要吓出病来”，发明一个新的诊断名称，给孩子戴一顶疾病的帽子，无助于改变现状，就像告诉一个抽烟的人，说他是尼古丁成瘾综合征一样，对他的戒烟并没有实际的帮助。”
“将玩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病的人，基本上可以被确定为精神病患者。”童话大王郑渊洁也公开炮轰《标准》的制定者。郑大王还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观点：精神病患者在刑事犯罪后量刑时，会从轻处罚。倘若将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不等于宣布游戏成瘾者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刑事犯罪了吗？
山西阳光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研究中心王俊敏则认为，心理学界近年来一直呼吁，不要把所有的孩子持续上网的现象都定性为网瘾，因为网瘾背后可能是孩子渴望更多的爱、可能是孩子在学校里遇到了挫折、可能是他反抗父母的一种方式，轻易判定为网瘾，不仅不利于治疗，而且可能对一些“假性网瘾”的青少年产生身心不利影响。
山西蓝天心理咨询中心石涛教授却认为，《标准》的出台，将有利于对当下心理健康咨询市场秩序的规范，使得医师在诊断中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为这些患者得到科学有效治疗提供了途径。这也是记者在此次采访中，唯一的一张赞同票。
陶然“说在前头的话”
当记者称自己是《山西青年报》记者，准备就《标准》的出台进行相关了解时，电话那头，陶然喃喃自语：山西的媒体反应真快。
陶然称，作为《标准》的参与者，他早已经料到会遭到人们的一番品头论足，“这很正常，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可以相互交流，但希望媒体能给予正确引导，因为有些话必须要先说在前头，我有必要把这个标准解释一下。” 陶然认为，尽管会有很多人否认自己属于病态，但玩游戏成瘾的人群日益庞大，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却是一个谁也无法抹掉的现实，网游成瘾者对他人的批评异常敏感甚至讳疾忌，医更是“病态心理”的突出表现，所以网络成瘾被确定为一种疾病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争议主要集中在‘网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这句话上，这里需要作两点说明。”
陶然称，这里的网瘾并非只是简单的理解为上网成瘾的人，关于网络成瘾症有着一套严格的判定标准。
陶然称判定标准包括对网络的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减少或停止上网时会出现周身不适、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间断反应；上述间断反应可通过使用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如电视、掌上游戏机等）来缓解等三个大项七个小项目。“详细的判定标准请登录我们的网站http://iad120.cn/index.asp查询。”
其次，精神病诊断范畴并不等于精神病，电话那头，陶然在谈到这里时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精神病诊断是一个医疗概念，请注意，我是从纯学术的角度上研究这个问题的，我没有说网瘾就是精神病。而且，精神病这个概念很大，并非是人们大脑中固有理解的。”
陶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在实施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它的出现是一种进步：从病理、治疗等方面对网游成瘾患者有了明确的界定。
陶然告诉记者，《标准》已经得到了专家的认可，眼下正在等待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
当下救治渠道的反思
陶然的“标准门”事件同样引起了四大流派中两大掌门人的注意。
陶宏开教授对玩游戏成瘾被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持否定意见，他仍旧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我认为网络成瘾只是心理和不良行为问题,不用吃药就可以纠正，根本就不是精神病.任何用药物对网络成瘾者进行治疗的方法,都是对他们的摧残。”
陶教授表示,《标准》并没有经过专家论证,北京的几个部委即将召开座谈会,专门对此展开讨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是应该制定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网络成瘾的成因,要知道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他认为，应该研究出网络成瘾最科学的原因,之后再来探讨预防和治疗,从而确立一个标准，这才是正确的程序。
王阳虎也表示，陶然的做法是“极不科学而又相当草率的，这对网瘾青少年是一种毁灭，太残忍了”。王阳虎称他将与陶然进行一次“华山论剑”，“必须告诉人们真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误入歧途，因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而彻底沉沦”。对于家长而言，尽管对陶然的说法一时难以接受，但仍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专家们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能真正吸引他们的眼光，这样的差异反映出了一个问题，目前社会上关于网瘾等心理健康救治渠道仍有漏洞。
眼下，我省各中小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到2010年才能全部建成，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普及性问题仍成为这项工作的最大短板，许多学生在源头上得不到最及时的发现和救治。
而高校以协会为工作平台的模式同样有着其局限———如何保证其专业性。“以生治生”如果执行不到位，很容易造成更大的悲剧。同时，石涛教授所称，社会上“鱼龙混杂”的心理健康诊治市场秩序也亟待规范，“医者父母心，这可不是小问题”。
作为医院精神卫生科等科室，其身上的“医院”标签成了一把双刃剑，专业性固然毋庸置疑，但由于观念限制，“迈进那道门槛”成了医院和患者间最大的障碍。
记者观察
政府监管
要做“药引子”
在所有的救治渠道中，政府并非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出现，有三个职能部门直接参与其中。
首先是教育部门，心理健康室进校园就是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笔，而高校社团活动严格意义讲也在教育部门的“辖区”内；其次是科技部门，山西阳光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研究中心就是经山西省科技厅审核认定的唯一一所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和心理咨询的专门机构；最后是医院所在的卫生部门，而社会上各心理诊所将分别受科技部门和卫生部门的管理。
这对三个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要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基础上，相辅相成，才能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生活气候和科学的救治环境。
而在学术之争上，政府有关部门应以一种更严谨务实的态度介入，在鼓励“百花齐放”的同时，也要给予正确引导，让学术上无谓的争辩真正落到实处，为人们带来福音。
此时，之所以对救治渠道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呼吁各流派“停火”，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为敏感又脆弱的人群。一个环节的疏忽，会让一个孩子的心灵大门永远关闭，一个试验的失败，会让一个孩子和我们越走越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曾建议，构建网络问题举报制、快速干预机制、综合处置机制和长效机制，使青少年网瘾问题有人管、有部门管，解决出了问题只是家长孤军奋战、有病乱投医的状况。
目前，国内帮助青少年摆脱网瘾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据2002年11月15日实施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对未成年人最常去的上网场所———网吧进行规范管理；一是2007年7月正式实施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网络法规的大幕也将由此拉开。
这时看来，陶然和他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倒成了推动器，在政府部门积极联动、有效监管的背后，心理健康救治渠道将更加的通畅。同时，《标准》还有可能会产生催化剂的作用，催生更多网络法规的出台，让丑陋的网瘾在阳光下遁于无形。
插入图片
选择表情